花香满径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罗一16）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应该对耶稣基督有坚决不动摇的忠心。

我们在公众场合，对耶稣忠心吗？

有多少教友，有多少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在餐厅用餐前作谢饭的祷告？

也许这是小事，但却可以看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忠心。在公众场合，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又甘心情愿向人见证我们是基督徒，抑或下意识地不让自己显得与人不同，因而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社交生活中，对耶稣忠心吗？

许多年前，有位很有学问的爱尔兰的教牧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家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是的。但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自在。”

他的意思是说，他虽然是基督徒，但不愿因此妨碍他社交生活的享受和愉快。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为了怕难为情，在社交场合隐藏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对耶稣基督忠心吗？

我们会从报纸上看见，有些小的、不出名的宗派团体里的人，不顾外面的压力，决不肯接受一些大家都认为当然的行为规范。这些人很多时候因此失业，因为他们反对某些行为规范，形成工业上的问题...

《钦定本》圣经所用的英文当然也是十六世纪时代的英文，用的是古体。现在当然需要用现代语的圣经（《和合本》中文圣经出版于一九一九年，采用当时口语，虽然有关制度、称谓和今天已有若干不同，但大体上仍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语言的一个译本，因此受到中国教会普遍的采用——译者注）。

新约圣经最早是用希腊文写成，用的是当时大家通用的语言。可是一六一一年的英文却不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文字。圣经应该用当代的语言，向读者说话，这是圣经原文所遵行的一个原则，今天也必须用现代的翻译来向现代人说话。

我们现在对新约时代所用的语言，已经增加了不少了解，比《钦定本》翻译时多得多。这是因为近年来发现了不知多少古代的文献，包括私人信札，法律文件，税单，户籍资料，还有会议记录。

七十五年前出版的字典，还在告诉我们，新约所用的二千八百二十九个不同的希腊字，其中有五百五十个只用在新约中，不见于他处。现在这五百五十个字当中，已有五百个可以从上述新发现的文件当中找到，让我们能更明白它们的确切意义...

有一个时期，新约圣经的重新翻译工作，十分热闹，数目之多叫不少人感到迷惑。

有的人问：“为什么还要新的翻译本呢？有现在通用的《钦定本》圣经，不就够了吗？”

在有些的心目中，《钦定本》是唯一的圣经，他们讨厌任何重新翻译的尝试。

有的人因为读惯了《钦定本》，可以琅琅上口，因此也不喜欢任何新译本。

这样说来，为什么还有把圣经重新翻译的必要呢？

答案有好几个。

《钦定本》是一六一一年问世的（现在通用的中文圣经是一九一一年才出版，是由英文译成的《和合本》——译者注），其新约所根据的希腊文版本，是《伊拉斯姆本》，出版于一五一六年。

希腊文新约抄本日期愈早，正确性也就愈高，因为原稿每重抄一次，不免会发出新的错误；要是手抄本的时间愈接近原作，犯错误的机会也就愈少，正确性便随之增加。

伊拉斯姆所编的四福音书根据最早的抄本，是十五世纪的。他的《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所用的最早抄本，是十二到十四世纪的。他的《启示录》所根据的最早抄本，是十二世纪的，所以到二十二章十五节便停止了...

有时候我们会说：“不值得伤脑筋。”

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句话，我们说的时候，可能心里知道有个小地方出了毛病，或者犯了一个小错误。这些小过失，要是即时来纠正，应该是很容易补救的，可是我们轻轻放过了它，说：“不值得伤脑筋。”

我们这种态度可以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一点小火星可以酿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灾害。有人会因此永远丧失健康，甚至丧失生命。医生经常感到难的事，是病人有了毛病，不即时去看医生。病人会说，“不值得伤脑筋。”等到他决定要伤点脑筋的时候，生命已经无可挽救了。

有许多事要是能即时对付，常能纠正和补救。比方说，你的汽车出了一点小毛病，你会说：“不值得伤脑筋。”可是这小毛病能让整部车子抛锚，而最近的修理站却在十几二十英里外。

因此要是出了什么小毛病，应该立刻对付。

要是人人都能关心小地方、小毛病，愿意不怕麻烦，多做几个钟头，多走几里路，来把这些小错失补救，人生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尽力把事情做得完美，永远是值得的。

要是我们开始说：“不值得这……”，“不值得那……”，我们得当心，因为这里头已隐含着大麻烦、大危险...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语汇里最危险的一句话，是用“不值得”三个字开始的。

有一天，我积压了不少工作没有完成，可是我一定得赴一个约会。我手头只有半个小时可用，而我有一件工作一定得完成。我心里在说：“只剩了半个钟头，不值得着手做这件事。”

我们常常发现能用的时间不多，可是要做的事却不少，我们会说：“只有这一点点时间，不值得动手去做。”“不值得”三个字的确很危险，因为这等于说，把整整半个小时浪费了。把这些浪费了的半小时加起来，可就多得不得了。要是一个礼拜做五天，每天浪费半小时，一个礼拜加起来就有二个半小时；一年加起来就有一百三十个小时，等于十六个工作日全没有派上用处。

我的老师麦克菲登总爱告诉人他怎样学会意大利文的故事。他每天坐电车从家里去大学。路上要花半个小时。他每天就用这半个小时学习，居然学会了一种新语言。

别小看半个小时，半小时中你可以完成许多事。

最要紧的明白“值得”开始。

有时候我们说：不值得一试，我们说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担心工作太难，负担不了，或者才能与财力都不足，不能把工作做好...

托尔斯泰的寓言又讲到自由意志的重要。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思想坚决主张德行可以由意志的努力来取得。他们说：要走路才能学会走；要跑才能学会跑；要读才能学会读；要写才能学会写；因此，要去实行德行，才能得到德行。

一个孩子练习摔交，被人摔倒在地上，教练会告诉他：“爬起来，再摔，直到你不再被摔倒。”

只要下决心做一件事，这件事就能做成。要是你放弃努力，一切也就完了。得失存亡其实都在一个人里头。

这就是斯多葛派所主张的决心行动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拿起桨，逆着激流划去，即使手已经起泡，胸背都已十分酸痛，还是要划。斯多葛派的主张至少让我们看见，人的意志的力量的确比我们知道的要大。

可是让我们看看另一面。《罗马书》第七章讲到人的意志失败的光景：“因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憎恶的，我反倒去做。……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原来人的意志里面已经藏有败坏的因素。

这就需要耶稣基督...

英国圣经学者J·莫法特在他所写的《前天》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寓言故事。在里头复述了托尔斯泰写的一则寓言：

我发现突然坐进一只小船中，船被人从岸边推到河里。有人告诉我：划向对岸去，又给了我两只桨。之后，小船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摇动桨，船向前移；我划得愈远，水流就愈急，让我不能朝原定的方向划去。

河面上遇见别的船，也被激流荡开。有的人放下了桨，有的人还在挣扎，大多数的都在激流上漂浮。

我的船漂得愈远，我见到的随波漂浮的船便愈多，以致忘记了原来我应该划去的方向。四面八方都有对我欢呼的声音，使我觉得我的方向很正确。大家都跟着潮流飘浮、滑进。我也跟着大家走。突然，我听到如雷的水声，急湍的险滩就在前面。我看见许多破船，明白我自己也快船破人亡。

到这时我才清醒过来。

在我前面是灭亡，我的小船正迅速漂去。我该怎么办？

回头一望，发现不少在船正在和激流搏斗，朝上游划去。我这才想起我的桨、我的航道和应该去的彼岸。我开始奋力划船，逆流而上，向对岸驶去。

彼岸就是天父，激流是传统，双桨是自由意志...

史伟策明白他对人生应尽的义务（所欠的债），他作了充分的准备来尽做人的责任（还人生的债）。

一个人能够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神学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学位，又是巴赫音乐的最高权威，一定在工作和研究上有过严格的训练，下过无限的苦功。一个有这样训练和准备的人，他能对人生作出何等大的贡献。

现代的人大多希望走最便捷的道路。有的学生专门捡最容易的课来上，最容易进的大学去读，要求考试容易，功课没有压力。又有不知多少人，只愿付出最少的体力和脑力的代价，却要得到最大、最多的报酬。

事实上，我们愿意做的工作愈少，愿意接受严格的训练愈不足，我们对人生能作出的贡献也就愈微不足道。一个老师要是准备得不够；决不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医生要是准备得不足，对医学决难作出贡献；一个神学生要是不下苦功夫准备，决不能在教会的侍奉上作出他本来可以有的成绩；一个手艺工人要是缺乏训练，当然做不出好的产品来。

尽一切的可能充实自己，做好准备，不仅仅是做学问的人应尽的责任，应有的雄心，应有的纪律，也是我们对天父、对人、对教会应有的义务。

史伟策明白冒险的真义...

德国著名哲学家史伟策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有三个世界等待他去征服。但他挑选了医学，决定接受六年的医科训练，成为他日后去非洲兰巴雷内一所医院终身工作的前奏。

他决定学医的时候，已经有哲学博士学位，可以在学术界出人头地。那时，他已在巴黎随音乐大师维多尔研习风琴，年纪轻轻，已经是巴赫音乐的出色权威。

他决定习医的时候，已拿到神学博士学位，是德国斯特拉斯堡神学院的院长，薪金优厚，居屋华丽，大有成为神学教授和一派思想大师的灿烂前程。

可是他毅然决定走上去兰巴雷内的道路。

他的决定绝非突然，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早晨。他生活在贡斯巴哈城的时候，生活里充满了幸福和美丽。可是像史伟策在他的传记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天请早，“我醒来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不应该把眼前的幸福当作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必须献出自己来报答。”

史伟策的一生有好几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他有责任感。

他脑子里所想到的不是：“世界和人生欠我什么？”而是：“我欠世界和人生什么？”

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是一个人人要求特惠的时代...

英国著名圣经翻译家威克里夫在十四世纪末出版英文圣经，这是最早的一个翻译本，当时印刷机还没有发明，因此圣经仍得用手来抄写。有人要付差不多等于现在五十块美元的代价，才买得到英译圣经中的一卷；有的用一大车干草去换《雅各书》，或者保罗书信中的几章。可见当时要得到神的话语，所付的代价之大。

《大圣经》在一五四○年出版时，英国圣保罗教堂的班纳主教特别在礼拜堂里方便人进出的地方放了六本。群众涌往教堂，都想能读到、听到圣经的话语，弄得主日崇拜都无法进行，礼拜堂外的交通阻塞。人头涌涌，以致班纳主教不得不提出警告，要是这种拥挤的情形不遏止，他会将圣经收起来。

今天的情形是何等的不同。我亲耳听到过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制作经理以欢欣无比的口吻，引用一首当年流行的打油诗，说明印刷的圣经比今天还便宜：

想起十六世纪的英国人那样不惜代价热心阅读圣经，真叫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无限惭愧...

我记得有次参加牛津大学翻译讨论会，我的行装里头忘了带最重要的一件，那就是英文圣经。

我因此跑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买一本。我家里各种版本的圣经很多，所以只打算买一本便宜的。

结果我买到的，很可能是最经济上算的一本圣经，我只花了相等于美金二角的代价，购到一本装帧美丽、印刷精美的圣经。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版本的圣经，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到了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书。

我开始思想。

我们生活在幸福中，自己却不知道。在古代，圣经是要用手来抄的。主后四世纪，因为重要的古籍都要经人手来抄，所以对抄书的人有一种标准的计算报酬的方法。要抄的书是用英文字的音节做单位来计酬的。每十六个音节构成一个单位，叫做“小行”，这个小行并不同于今天书的一行，而是像《荷马史诗》那种诗体一行诗的平均长度。因此书是按有多少个小行来分类的。不论你怎样抄它，怎样安排它，一本书的小行的数目总是不变的。

六世纪时有一种叫做《清山抄体》的新约手稿，这种抄本把新约里每一本书的小行的总数都记上...

要认识自己绝不容易。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认识自己。

大多数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会感到震惊。比方说，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里播出来，或者听到他自己广播的讲话，都不免会问：那真是我的声音吗？

照片里面的自己也不是真正的我，因为照片里的人物是静止不动的，而在真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在动。就连镜子里头你我的形状，也不能代表真我，因为镜子里头的人，左边和右边刚好对调，我们的左边变成了右边。

我们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而要真正认识自己尤其难。

一个人很容易对自己产生错觉。

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有可能会完全是一种错觉。我们常常容易把自己想象得如何动人、机智、聪明，而事实上根本不是那回事，甚至刚好相反。他的动人只是令人讨厌的阿谀；他的机智只能让人觉得极不愉快；他的聪明其实只是狡猾，只是奸诈。

我们会在自我崇拜的心理中，为自己涂脂抹粉；我们也会在自我压抑的心理状态中，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而最常见的是我们会不知不觉会怕正视自己，下意识地生活在幻觉里...

你心目中怎样想象一个人，他就会成为那样的人。

要是我们心目中把一个人当作不受欢迎的人物来对待，他就会不受欢迎。要是我们心目中把一个人当作受尊敬的人来对待，他就会受到我们的尊敬。

中国人说：“疑心生暗鬼。”疑心能够生出更大的疑心。看不起一个人，那个人就为你看不起。

要是你相信一个人会尽力做好，他就会把最好的给你。十九世纪英国有位叫做T·阿诺备的伟大教育家，学生谈到他的时候说：“我们不能向他说谎，因为你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阿诺德相信他的学生诚实，他的学生就非对他诚实不可。英国人大多还记得一篇描写英军上尉在二次大战中的动人故事。这位上尉来到他那一连的一个小班中，挑了一些成绩很差的士兵。他把他们挑出来，不是要惩罚他们、骂他们，而是帮助他们进步。因为他相信这些人有一天可以成材。他这种对士兵的信心，很快传扬开去；士兵受到感动，彼此鼓励，团结一致，决心争取最高的成绩。他们表现之好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

士兵喜欢看上尉的笑容：“他微笑，我们受到鼓舞；他的笑让我们觉得是他的人，也表示他以我们为荣...

耶稣来到这世界，连小旅馆都没有祂出生的地方。

当日世上没有地方让祂出生。

这也是今天最常见的世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许多人并不恨祂，也不是不喜欢祂，只是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容纳祂的地方。在这些人的心里，耶稣和他没有关系，不值得重视。

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耶稣像，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一九○四年展览会上展出，画题是：“为世人所轻看、所抛弃的人”，画中的耶稣站在圣保罗教堂的阶台上，拥挤的人群根本没有注意到祂。

有一个人手里捧着当天的体育新闻在看，差不多和祂撞个满怀。

有位科学家专心搞他的试管，没有时间看耶稣。

一对情侣情蜜意地坐进计程车里，连望耶稣一眼也没有。

有位教会的负责人，衣裳笔挺，怡然自得，满脸虔诚，也没有把耶稣放在眼里匆匆走过。

一群牧师为神学问题争辩不休，根本没有时间看耶稣。

又有一个煽动家正在向群众大讲人权，对这位爱全人类的救主，视若无睹。

只有一位护士经过时瞥了耶稣一眼。

这就是人生中最常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