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巴克莱 博士](https://cms.bibleportal.com/wp-content/uploads/2022/02/UGSP00218_m.jpeg)
十八世纪美国贵格会领袖J·伍尔曼是个极其关心别人的人。他希望了解人好去帮助人。他曾经故意坐一条极不舒服的、票价低廉的小船横渡大西洋。那种又黑、又挤、又肮脏的舱位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伍尔曼记述这件事的时候说:“有好几晚,睡到午夜,我几乎无法呼吸。二更过后,我不得不起身,站着近一个小时,把脸贴近舱口来吸一点新鲜空气。……可是我很高兴有这种体验。千千万万同是上主所造的人经常受到这种苦痛,而且比我还深。”
他曾被派去印第安人当中工作。他必须像奴隶一样背负重物来往。他得忍受满是苍蝇的环境,忍饥挨渴,在密不通风的森林里和烈日下受煎熬。可是他内心充满喜乐,因为他亲身用自己的五官体验到奴隶生活的滋味。
他的目的是要认同他自己同胞的生活,可以帮助他们。
想到这里,没有谁能不想到历史上最伟大的自我认同,这就是天父上主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其他一切非基督教的神祗的特色可说都是与人和人的愁苦、祸患、疾病疏离的,自己高高在上。而我们所爱、所敬、所信的天父,祂的特色就是与人类的痛苦、忧伤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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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普通的一种日常活动就是来把人分类。人和人基本上的不同可以从他对别人的态度上看出。一般说来,人的态度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认同,一种是疏离。
最近我读到一些名人轶事,可以说明这两种态度。英国诗人巴克斯在他的文章里提出爱尔兰诗人拉塞尔时说:“在拉氏心目中,人不是真正的存在。他对任何人的背景、希望、苦恼从关怀。我们都是影子,只是听众。”
拉塞尔对人的态度是非常疏远的,在他来说,人不是有感情、有经验、有心肠的人。人只是一批听他说话,感情任他摆布的听众。《未来世界》一书作者H·G·威尔斯是著名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女士的好朋友。威氏说韦女士“把人当作会走路的样品。”在她眼中,人也不是人,只是样品,用来作统计分析。
可是,英国小说家J·艾格特谈到他同时代的作家G·K·切斯特顿时说:“切氏不像别的思想家,他了解他左右的人,贩夫走卒和达官贵人的苦恼他都熟悉。切氏是我认得的朋友是中最平易近人的。小到一个擦鞋童,他都会关怀备至。”他对人有强烈的兴趣,他要亲炙他们的感情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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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做什么,无论是好是环,死后都会继续影响下去,要是我们能记住这个,对我们大有益处。
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把一个叫马丁的后裔做了一次调查。马丁是个无恶不作的酒鬼,娶妻也像他一样环,调查是在一九二○年做的,马丁死于一七七○年。一百五十年当中,他的子子孙孙加起来一共有四百八十人,其中一百四十二人是低能儿,三十六人为私生子,二十四人是酒徒,三人患癫痫病,八十二个婴儿时便夭折,三个被判死刑处决。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马丁一人的毒可以怎样代代相传,贻祸世人。
良善的人也能把他的美善传诸后代。一个人真的可以流芳千古,也可遗臭万年。做事着眼将来,总对我们有益处。
要是能着眼永生,就更好得无比。
把生命放在永恒里来看,才能看清生命的本质。要是我们的生命只止于今生,有许多事我们会去做,有许多我们不许自己去做的事,也会去做。可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止于今生。我们还有永恒的来生。我们今天做什么,能决定我们在永世里会怎样。
人生因此应该目光远大,着眼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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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报业巨擘诺思克利夫爵士天生目力过人。据说,他在汽车里可以看见马路旁橱窗里货品的标价。可是,他一生大半时间都用在读书、看报纸。
他一度有失明的危险。伦敦的一位眼科医生认为要开刀,才能挽救。诺思克利夫爵士不愿开刀。他再去请教一位德国眼科专家。检查结果,那位专家认为是视神经过度疲劳的结果,建议诺思克利夫爵士停止看近处的东西,要多看远处的东西。
这种“不看近处看远处”的意见的确含有人生至理。
我们的一举一动,应该着眼将来。
有些在眼前看来叫人讨厌的事,后来会发现当日不应该放弃不做。同样,做一件事,若能想到下一个月、下一年,甚至到老年会有什么结果,而不只看眼前,不少错误可以避免,不少引诱可以克服。
事事物物要能从长远看,才能显出它们的真正价值。
着眼将来,应该不仅仅想到自己,也要想到人家。
有人造一座乡村别墅,亲自设计花园。看园的是个老人。主人把在园中什么地方种苹果树,什么地方种胡桃树,都一一告诉了这位老园丁。事后,老人向他报告说:“你的确叫我把苹果树种在这儿,我种的却是胡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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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的确有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不应该理会,只要不断地向前走。
不错,生活中有许多事困扰我们,必须加以正视,想办法去解决。可是我们不能等到把一切都想通了才行动;如果那样做,只有永无休止地等下去。我们应该凭着爱心、信心,勇敢地向前走,尽我们应尽的责任。只要知道基督走在人的前面,你是紧紧跟住祂,那就够了。若能这样做,新的亮光会不断的来。只要走在正途上,就能愈来愈行近光明。
人生有许多事,我们不一定有把握;也有一些事,我们绝无把握。可是,只要我们明白,做基督徒若能用同情心看待人家的问题,用勇敢来对付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能一步步的向前。
有些神学家看不起婆婆妈妈的宗教,可是一个人要是能把天父的慈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离天国的实现不远了。
我在一本旧的剪贴簿上看见下面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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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启示录》引用旧约《耶利米书》的话,说到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上主。现在看来也许很奇怪,可是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的确认为人的感情是发自内脏的下层,也就是肾脏和肚肠;而思想则发自心。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父察看一个人的情欲和思想的深处。一个人必须把他的感情和理智都带到上主面前。
我们要是只用理智,我们的信仰会成为空泛,失去深度。
看来这种情况很少实际出现。可是研究圣经的学者和神学家却很少是布道家,布道家也很少是圣经学者,这是很不幸的事。这种泾渭分明的情况,会是一种致命伤。
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刚好读到一本纪念英国圣经学者A·S·皮克的书。皮克是影响本世纪英国教会最大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学者,一生所做的工作,是把许多人鉴别圣经的所得告诉一般人。英国所以能避开发生在美国的基督信仰上的冲突,大半由于皮克的努力。
皮克怎么能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愿意听他,都不恨他呢?
理由是皮克同时具有卓越的头脑和传福音的坚决而火热的忠心。在他对基督的满腔热血的奉献面前,一切怀疑都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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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不了你。你不让我帮你,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做父母的]常常对孩子说的话。
做父母的经历过人生的酸甜苦辣,所以知道什么是人生。他们知道人生道路上的危险、陷阱和引诱。他们愿意竭尽所能帮助自己的孩子。可是做孩子和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出自己的主意,弄得做父母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让我帮你,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也是做老师的常常告诉学生的话。
做老师的在许多地方地方可以帮学生的忙。他教、他指导,他愿意把学问传授给学生。他也知道有些学生是可造之材,愿意培育他们成大器。可是学生却不愿意听劝告,不肯专心、不肯研究,不愿意尽力投入,做老师的只好惋惜地说:“你不让我帮你,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也是做医生的有时候会对病人说的话。
做医生的凭他的医学知识知道,要病人痊愈,一定得进行某种治疗,病人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要忌食一些东西,有时还得实行手术。可是,病人拒绝服用指定的药物;又不听话,胡乱进食;也不接受规定的治疗。到后来医生只有说:“你不让我帮你,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一定也是天父经常向我们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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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儿童讨人喜爱?
因为儿童肯信任。
儿童心里没有怀疑,天生相信人,相信这世界上人人都是他的朋友。信任产生信任,怀疑只能引起更多的怀疑。
因为儿童能欣赏。
在儿童眼里,再简单的东西也是希奇的。年龄渐长,所以不幸,是因为失去了这种好奇心,开始厌倦,对四周的事物变得麻木不仁。要让孩子开心、讨他笑,非常容易。这些让孩子快乐的新奇事物,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了。天父的造物奇妙无比;祂对人的大爱,无时或息,只要我们肯留意、肯用心灵去体验。我们可以祷告:“天父啊,求祢别让好奇心离开我。”
因为儿童肯感谢。
人年龄愈大,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便愈多。可是任何人对儿童一点注意,他都会欢喜得不得了。也许我们在旅馆、在餐厅,看见太多的客人受到那么好的招待,却没有一句多谢的话,或者欢喜的表情;有的还要罗嗦一轮、抱怨一番。很可能是因为如此,大家特别喜欢小孩子,因为他对什么都充满了感谢。
要是白天我们忘了向帮助了我们的人和天父心存感谢,又没有表示出来,到晚上应该十分难过,因为没有把这一天过好。
因为儿童天真未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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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件事的好坏只凭外表,就像判断一本书的好坏只看封面,一样是错误的。
只凭外表看人是不对的。
外表看去无足轻重的人,很可能是个大人物。十九世纪初叶,负责全大英帝国释放奴隶的英国政治家威尔伯福斯,不仅身体瘦弱,而且个子矮小,外表一点也不吸引人。
英国传记作家鲍斯韦尔听过他讲话之后说:“开初看去,他好像是一只蛰伏在会议桌旁的小虾;可是当我听下去他在我眼前开始长大,大到后来,变成一只大鲸鱼。”
只从一个人的外貌、衣冠、体格来判断一个人,是不应该的。这些都是外在的、偶然的因素,真的人藏在一个人的里头。
只凭外表来看一所教会是不对的。
单有华美的建筑物,或者庄严堂皇的崇拜仪式并不等于教会。我们就该常常记住,新约圣经里头的“教会”二字,从没有用来指建筑物,而是指一群把他们的心和全生命献给了基督耶稣的人。
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所能想到和造出来的最好的东西献给天父;而是说,在乡间、在小礼拜堂里比在一些的大教堂里,可以找到更有活力的教会。这种机会真是多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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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从错误的方向去寻找人生的目标。
我们希望幸福,可是走的方向刚刚相反。
这是一个信任物质空前厉害的时代。我们认为只要薪水高,换部新的电视机,自己有汽车、有洋房,一年有一次豪华的旅行,我们就会幸福快乐。一个人要是不能悟到物质绝不能给我们幸福,他不能算是真正认识人生。
你也许听过一个国王的故事,他患上忧郁症,奄奄待毙;群医想尽办法来救他。后来想出一个方法,这就是:他若能得到国内一个十足快乐的人的一件衬衫,把它穿上,他的忧郁症就可痊愈。国王派出臣仆,在全国找寻一个完全快乐的人。
最后终于把这个人找到。他是一个流浪汉,脸孔熏黑,无拘无束,快乐万分。国王的臣仆告诉他,只要他肯把衬衫出让,什么价钱可以给。谁知这位流浪汉穷得连一件衬衫也没有。
要得到真快乐,绝不能靠物质,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对别人的正确关系上。没有了耶稣基督,不会有真幸福;因为只有与祂的关系正确,才能保证与自己和人和社会关系的正确。
我们希望得到满足,可是走的方向刚刚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好像都觉得工作愈少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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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由你来创造的,同一种环境可以成为祝福,也可以成为灾难。
有位小学校长提到一件他一生都难忘的事。在学校的足球练习比赛中,一位男学生跌倒在地,把手臂跌断了;刚好是他的右臂。
在等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的时候,他要同学给他笔和纸。同学问他:“这种时候,你还要纸笔干吗?”他回答说:“你们有所不知,我的右臂既然断了,我想我应该立刻训练自己用左手写字。”
跌断了一条臂膀,也不能叫他气馁。
我们无论怎样必须记得:不问环境如何,都是我们的机会。
马利·里德是在印度工作的一位传教士,她的故事十分感人。在她那个时代,麻疯病人无人照料,为世人所厌弃,里德女士却一心一意去帮助他们。
她后来得了一种怪病,没有人能判断是什么病。送她到山区去休养,也不见好转;只好把她送回本国,可是一样断不出是什么病来。她有一个手指麻木,脸上有块斑,久久不褪。
后来医生终于发现是什么毛病。原来她自己已经染到麻疯。
里德女士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跪下来感谢天父让她也长了麻疯,因为她可以把余生和她最关心的麻疯病人一同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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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常情都是希望不花什么力气得到成功。本世纪初英国最出名的剧评家J·阿格特,当人家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说:他是研究了大约三十位伟大的剧作家的作品,知道什么才算伟大的戏剧以后,才敢做剧评家的。听的人不服,说要读完这么多书,人起码已四十岁了。阿氏回答说:“不到四十以后,一个人的话不会有分量。”
不经辛苦不能成伟大。做任何事,都得付出努力的代价。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在社会和经济的圈子里也是如此。
要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一种稳定的制度,不能不有牺牲。
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所要求的都是尽量少付代价、少作牺牲的权利。薪水愈高愈好,工作时间愈短愈好。只要生活费用涨一点,要求加薪水、加工资的声音便接踵而来。今天人人所要求的权利,很奇怪的,与其说是要生活,不如说是要享受。可是事实上,生活也好,享受也好,若要安定,无论在那种文化里头,都不能完全没有牺牲。
把享受当作一种权利来争以,结果一定带来灾祸。
在宗教和信仰的领域里也是如此。
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不全力以赴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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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有一个错觉,以为伟大的人物都可以轻而易举完成大事。我们动不动就讲灵感,好像有了灵感,什么事都不用花力气,便可以做成。可是事实证明刚刚相反。
有一件我早已忘记最近才记起来的事,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件事就是英国诗人拜伦和邓尼逊教师以写诗技巧纯熟闻于世的大师,可是他们写诗都习惯查韵谱。
读他们的诗,韵脚整齐,自然如天籁,得心应手,好像毫不费力;谁知却翻查韵书、韵谱,苦思推敲才有的成果。
我们总以为一位抒情诗人触景生情,写诗时会像流水行云一般轻松。可是伟大的爱尔兰诗人济慈说到他某次生病,对调养期间照顾他的格里高利夫人的感谢:“我请她第天上午十一时要我回去工作,又规定每天写信的时间,如果我偷懒,她可以责备我;要不是她严格执行,而又悉心照料我,我那里能完成那么多工作。”要一位抒情诗人天天十一点钟回到书桌上,听来很可笑。可是,这位诗人的工作,就是这样完成的。
短篇小说圣手巴尔扎克说,他好像死在矿坑里的矿工,朝锄夕铲,只为自己宝贵的生命凿坟墓...
曾经对世界有过极大的贡献的人都曾经被人讨厌过。
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被人叫做牛虻,因为他给当时的人那种盲目的自满和耽情宴乐,时予讥刺。
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安提斯兹尼斯常常说:“真理像光,有眼病的人怕光,不伤害人的人也绝不能帮助人。”
雅典人曾经是真实世界和人类精神的探险者,有位从哥林多来的人对雅典人说:“你们自己永不休息,可也从不让别人休息。”
耶稣把天国比作面酵放进了面团里,面团就会发泡涨起来(太十三33)。
贴撒罗尼迦人把基督徒叫做那搅乱天下的人(徒十七6)。有两个人谈到一位伟大的讽刺家,这人对世界的罪恶遗传和错误抨击得不遗余力,一个人说:“他把这个世界踢来踢去,好像是他的足球一样。”另一个人说:“对,不过他把球踢进了球门。一个人要帮助人,的确要让人讨厌才行。”
要进步,必须能不讨厌人家的责备批评,反能视之为祝福。
不肯听人家的批评的人,绝难看见自己的缺点来加以克服。不愿接受人家干扰的人,不能在基督面前站立...